何思敬协助周恩来草拟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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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5-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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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思敬,中国哲学家,法学家,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,红色法学奠基人,国共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唯一的法律顾问,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,是新中国法律创始人之一。

毛泽东称何思敬为“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”,又说何思敬教授是“有正义感、有勇气、有学问”的人。

 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宣传运动,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蓬勃发展。

随着整风运动和大规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展开,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被翻译介绍进来,形成20世纪“西学东渐”的又一个高潮。 与此同时,有一批“红色学者”涌现出来。 何思敬就是其中一位。   “创造社”的“眼睛”  何思敬1896年生于浙江余杭,少时东渡日本,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社会学,并学习德语。

其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,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知识界广泛传播。 通过在日中国学者的介绍,又急速传播到中国。

何思敬对此极为关注,在异邦大量阅读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,尤其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 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、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此时正在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学说,这对何思敬又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经过一番研究,他逐渐接受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道理,也认识到中国必须经过彻底改造。

于是,他有意识地阅读马、恩著作。

1923年,他加入了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等创立的文学团体“创造社”。 当时,何思敬以思维聪敏、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被称为“创造社”的“眼睛”;成仿吾因善于联系和团结同人,被称为“创造社”的“纽带”;郭沫若则是“创造社”的“灵魂”;他们志趣相投,思想一致,彼此成为莫逆之交。

  中山大学的“红色教授”  1927年2月,何思敬学成回国,随即被广东革命政府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。 不久,“四一二”政变爆发,广东反共军人也实行“清共”。 面对血腥屠杀,何思敬利用讲台进行揭露。

国共内战期间,大学里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,何思敬站在进步立场上,掩护中共地下党员,又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,成为一位“红色教授”,在中山大学执教十年之久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何思敬到上海参加“文化界抗日会”,负责宣传工作,后又主持会务。 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后,上海“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”召开盟员大会,为支持上海军民抗日活动发起募捐,何思敬倾囊捐献,并撰文抨击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。 鉴于其表现,他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对外则以无党派人士面目出现。

  不久后,何思敬重返中山大学,在课程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,颇有影响。

这些课程往往是采取巧妙方式加以掩饰的,如课程表上安排的是“经济学”,何思敬讲的内容却是《资本论》;“方法论”课,他讲授的是唯物辩证法;他讲“战争哲学”,话题从德国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谈起,又联系到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实际,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,说明抗日的前途必然属于中国;他还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分析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,在南方学府宣传红军以及长征。 何思敬课余收集了两广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情况,写成《关于红军西征的报告》,向党组织反映广东各阶层对红军的认识和反响。

  1935年,北京爆发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消息传到广州,中山大学学生予以响应,掀起了广州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,何思敬更是鼎力参加。

到了1936年1月9日,广州上万学生和市民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和示威游行。

广东军阀陈济棠决定镇压。 就在游行队伍行至荔枝湾桥头时,突遭所谓“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”的武装袭击,随即陈济棠宣布全市戒严,逮捕了一批学生骨干,其中两人被秘密杀害,酿成了“荔枝湾惨案”。 陈济棠认定事件是何思敬等“红色教授”“煽动”起来的,决定将之秘密逮捕,幸好这一消息事先为进步学生所知,何思敬遂紧急离开广州,避居于香港。

  间接在毛主席写《论持久战》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  抗战全面爆发后,何思敬辗转到达延安,当即受到毛泽东等的接见和欢迎。 对于这位知名的法学家和翻译家,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是早已“如雷贯耳、久闻大名”了。 鉴于当时何思敬的妻儿仍滞留香港,生活困难,毛泽东亲自批示每月汇寄生活费。

到了1939年底,经过沿途中共各组织的精心安排,何思敬妻儿也平安地抵达延安。 当何思敬见到夫人王艾英带来的黑格尔原版《大逻辑》时,大喜过望:“现在,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爱的哲学了。

”于是,何思敬在延安的九年,可谓是如鱼得水,期间从事翻译马列著作和研究、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,曾担任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及法学院院长等,培养了许多中共的政法干部和理论干部。   何思敬还受毛泽东的委托,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著《战争论》翻译出版。 1938年4月,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关于《战争论》的研讨会。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,他的《战争论》对世界军事理论有很大影响。 其中提出的“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”的论点,被列宁认为是把“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”,是对战争“所下的定义”,是“一句至理名言”。

因此,毛泽东很重视这部书。

在研讨会上,有数十名高级军事干部参加,何思敬主讲了这部书的主要内容。 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莫文骅将军回忆:这本大部头,“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据德文原本译出。 每次开会介绍一章,并印发复写译文,来帮助讨论……大约经过三个月,(总算)把这本书基本读完了……学完之后(也许在学习中),毛主席便写《论持久战》……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,是有一定贡献的,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《论持久战》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。

”  1946年,何思敬随毛泽东、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谈判,任法律顾问,协助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等。

“双十协定”签订后,何思敬随周恩来等留在重庆,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会谈。

这期间他数次应邀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课,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,并多次接见《新华日报》记者,以法学家的身份,揭露国民党当局协议墨迹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,并在《解放日报》撰文揭露蒋介石推行“宪政”的欺骗性。   全面内战爆发后,何思敬返回延安,以法律为武器,继续抨击国民党。

此后,土改运动大规模展开,l947年年初,何思敬赴山西参加土改工作。 1948年春,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平山西柏坡,在那里,何思敬协助周恩来草拟了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,并为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作好了准备。

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何思敬是一位“有正义感、有勇气、有学问”的人,并称赞他是“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”。 (作者为文史学者)。